第七章 结论

前文通过对网络流行体的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阐释分析，考察了其语言选择、意义生产和记忆实践的过程。本章对上述研究发现进行了再次提炼与升华，认为网络流行体是当下中国一种重要的语言镜像，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7.1 生存镜像：从“符号义”到“生存义”的呈现

任何语义的生成与变化都与主体行为和具体语境相关，尤其在网络流行性话语的传播过程中，语义总是根据不同的个体和社群而呈现，它不断地被抽离、演绎，产生泛化与孽生。在文本分析的部分，研究发现，从“逻辑语义”到“流行语义”的泛化是流行体意指实践的重要特征，它通过“框填”和“构式压制”的方式完成。泛化的过程本身证实了语词不是孤立的，它们在互动中聚合与分离，基于一定规则而共生于语言系统中，成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以特里尔(J.Trier)和波尔齐希(W.Porzig)为代表的语言学家认为这种“关系”限制并构成了词的具体意义，一个词的意义只有在与某一个或某几个词搭配时才会体现出来，它们彼此形成了一种制约性的牵连，这种关系的总和被称之为“语义场”，“语义场”将若干个具有共同义素的义位聚合在同一语义系统中。“场”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根据作用和功能被分成各种不同类型的结构系统，这些系统由处在其中的“粒子”，即“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关系组成。布迪厄也将不同场域所处的整体性社会空间视为一种“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意指在社会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的能力的结构空间。

在此意义上，“语义场”不仅仅是一个语法学的概念，也涉及权力主体的思想观念、语言行动和社会关系。研究者唐代兴(2015)指出，“语义场”是生命的全部生存行为发动的动力场和运作生存行为的生命压力场，是滋生人的生存行为和生命行为形式化为语言权力的语义能量场。这一定义从语言切入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精神活动，使语义具备了“符号的”和“生存的”双重意义。其中，“符号义”是语言的语词语义，“生存义”是人们生活行为的动力学语义。由于人的形式化运动和意义建构总要以语言为介质，因此，语言作为语义场的形式化产物，是主体生存状态的符号化表征，体现着主体的经验价值、生存意蕴和生命情绪。

以语词和构式为出发点，网络流行体中的“逻辑语义”重视意义外显性的构成，体现出某种“符号义”；为适应不同情境的“流行语义”则强调意义的内在结构与精神质素，是“生存义”的表征。“逻辑语义”到“流行语义”的流动从“场化”视域的维度彰显着主体隐秘的生命意志和生存状态，折射出主体深层的精神结构和权力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我爸是李刚体”“陈欧体”“高铁体”“CNN体”等诸多流行体的语义泛化无一不体现出从“符号义”到“生存义”的意指实践，它们最终成为话语实践者的一种“生存镜像”。正如要理解“CNN体”(“做人不能太CNN”)，就必须把握其文本使用者和再造者所持有的语义场——“CNN”是被创作者抽象化了的主体性象征，它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对象世界，是颠倒黑白、倚强凌弱的化身。在歪曲作假、不负责任的行径中，“CNN体”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因此，“做人不能太CNN”的感叹被场合化于各种社会事实中，它赋予话语实践者特定的生命动力场和压力场。这一语义场回旋着弱势在面对强权时的沉重、生存的无奈、抗争与愤慨，这些价值倾向和生命情绪就是“CNN体”语义场中的生存语义，它支配、主宰和促成了使用者和再造者的言语行为，也外化为“CNN”独特的符号语义。

可以说，在“说”和“如此说”的过程中，流行体特定的语义场镜像出话语实践者尤其是青年网民的生存状态、生活观念和生命意志。正如黑格尔所言，“在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就是世界”，事物是被场合化、关系化的产物，其存在与否皆以人为基础，没有人及其语言行为的参与、没有“被看到”和被赋予语义，价值便会不复存在。因此，语义场或生存语义作为无形的生命力量，统摄着人类行为和个体语言，并将人与世界融铸成一个形式化的统一体，它宣示着人的存在域度，是主体存在与价值的表征。

7.2 噪音美学：风格化、狂欢化与语言审美

从个体的“表演”到社群的“抵抗”，从市场的“借用”到官方的“协商”，网络流行体意义的生产过程生动展示了一幅风格化、狂欢化的话语图景。这一过程不但见证了一种颇具民间特色的话语如何被披上娱乐性、颠覆性的外衣，而且折射出网络流行体话语自身的审美特征和当今社会人们的语言审美趋向。

与主流文化和高雅艺术的美学追求不同，网络流行体话语彰显的是一种“噪音美学”。一般而言，传播学视域下的“噪音”是指由文化差异和社会差异所造成的讯息干扰和意义失调，而在伯明翰学派看来，亚文化即“噪音”，它干扰了从真实事件与现象到媒体中的再现的有序过程，作为一种隐喻，它象征着潜在的、虚构的无政府状态。

网络流行体话语实践中的“拼贴”“挪用”“窃取”“同构”无不体现出其亚文化的属性，也相应地凸显出亚文化式的美学意味。在不断地语汇填充和构式压制中，主体总是通过“推翻旧有符码”与“建构新的符码”来实现意志表达和审美愉悦。这是一种求新求异、反规范的美学追求，在赫伯迪格看来，就是通过拼贴等手法，通过颠覆受众和艺术家的井然有序的关系，通过对传统美学的反叛、转换、颠覆和震撼，从而起到了一种噪音的效果。

网络流行体的文本形式和语言风格往往幽默反常、奇崛有趣。前述的诸多语例已经表明，在网络流行体的造句活动中，古语与今语、雅语与俗语的杂糅使语言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这种“陌生化”外显为文本反语法、反逻辑、反主流的特征，它在接受美学中具有特别意义。现实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语法和语用现象不会让人产生太大兴趣，而对于陌生化的语言形态，主体往往具有强烈的探求意识，能够在发现与理解中去深化审美愉悦。在此意义上，风格搭配的谐趣之美、语词意指的隐喻之美和语境再造的奇思之美都是网络流行体的审美特征，这种摒弃严肃叙事风格和高雅艺术情调的话语，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精英话语的美学地位，让平民化的语言审美进入了大众视线。

如果说，风格化强调的是网络流行体话语的亚文化特质，从而体现出对传统美学的挑战，那么狂欢化则凸显了全民语言自娱中的解构性，它以一种“众生喧哗”的形态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向。当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1988)提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概念时，他还尚未关注到互联网的巨大影响力。而当下网络空间的匿名性某种程度上已经重建了言语活动的权威系统与等级秩序，关于语言的审美活动也早已超出纯文学和艺术的范畴，成为大众阶层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互联网平台上，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诗歌、小说等经典的语言艺术，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事物，如广告语、流行歌词、流行语言等，高雅与庸俗的话语界限似乎不再明晰，形形色色的网民都可以对热点事件和文化现象做出价值研判与审美评价，并通过对网络流行体的海量仿制和无限推崇来展现。

正如胡疆锋(2007)指出，赫伯迪格所说的亚文化的“噪音”和“狂欢广场”上的“众声喧哗”的意思是相通的，噪音就是意识形态符号的战场。当“噪音四起”的话语狂欢形成，文化的日常性和审美之间的渗透愈演愈烈，大众可以通过活生生的符号创造来颠覆权威、解构意义和改变时尚，从而彰显话语权与美学自由。

7.3 意义的互文与知识的生产

与传统时代的流行语相比，网络流行体是主观认知与情绪的记录，它还具有事件性的特征，每一个“××体”的背后都暗含着一个热点事件或文化现象，因此，话语主体的实践行为既是个人的情感表述，又是社会性的价值研判。在此层面上，网络流行体话语具有强大的力量，它是网络舆论的生动表达，是大众争取权利的话语工具。

互文性是网络流行体话语意义生产的重要机制，当官方的出场已彰显了由“收编”到“协商”的转变，个体与社群作为实践主体的社会参与性得以充分体现。“私欲化”的个体话语与“风格化”的社群话语所建构的“表演”与“抵抗”意义，从话语结构的层面上注入了民间力量，而市场与官方的介入使当下中国语言形态的工具化改造得以加速，一个被搅动的社会认知潜力和文化动力得以开发，象征秩序的转换得以积淀为语言变革的培养基。因此，以网络流行体为代表的民间话语表征了社会象征体系的“底色”，是个体感知模式的来源和社会意义重构的要素。

尽管以网络空间为主的话语实践能多大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还需要更多实证的检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话语实践的确拓宽了大众阶层表达民意与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对于网络流行体话语来说，这种以语言娱乐为主的“甄嬛体”“元芳体”中，也许只是表现为一种全民自娱的象征意义，而对于“高铁体”“我爸是李刚体”“杯具体”“寂寞体”等以公共事件和集体心态为基础的流行体来说，全民造句等行动不仅抽象出一个个话语“原型”，而且个性化地生产出以“富二代”“丝”等为核心语义的知识来。

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大众生产”是互联网时代下的一种新现象。Joseph(2005)等研究者认为，知识的“大众生产”具有以下特征：个体能利用互联网平台对某些有价值的事物进行书写和无偿贡献；书写者不能得到直接的物质利益；越多人使用价值越大；产品集中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领域。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存在于社会中的集体思想、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均可被视为某种“知识”，网络流行体话语的在线实践是“大众生产”的典型体现，主体以复制转发、仿制造句等多种形式进行着“表演”与“抵抗”，围绕着特定事物或现象不断协作与争论，开辟了自愿协作式的知识生产模式，最终书写和沉淀为集体性的文化主题。在此层面上，网络流行体话语成为一个社会参与与知识共享的微型平台，它不仅呈现了“说的是什么？”，即“表述性的知识讯息”，还回答了“到底想说什么”，即“默示性的知识讯息”。

不难发现，意义的互文性机制和知识的“大众生产”逻辑，最终会使得当话语资料与外在情境切断关系时，它们所传递的意象或主题能被概念化。因此，一些意义消逝而另一些意义留存了下来，被概念化的主题成为“默示性知识”，是社群成员集体性的价值定位。默示性知识的形构，表征了集体叙事深化符号意义并抽象为主题的过程，是话语“内容”转化为“价值”的实践。正如“我爸是李刚体”的实践者对“官二代”这一知识进行了个性化的生产，当历经全民造句和时间流变后，这一共识抽离了外在情境依然能沉淀下来，它已内化为某种公约性的民意表达，成为一种知识存在。

7.4 由“人本位”到“事本位”：记忆言说的逻辑转向

数字媒介的发展从技术层面促使了“在线记忆”的合法化，培养了人们新的记忆习惯。与传统的“记忆空间”相比，互联网时代的“记忆场”同时具备了“脱域”与“高度情境化”的特征。一方面，虚拟交往及其情感表达突破了物质身体所在的时空限制，使话语实践者以“文本化”的形式实现了“在场”，并能便捷地进行信息交流与记忆书写，它是“脱域”的；另一方面，由于人总是在社会化的活动中建构记忆，主体的记忆表述与其个人经历、价值倾向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因此，记忆文本的在线书写必定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场景”投射，它是高度情境化的。“脱域”和“高度情境化”同在的空间性特征，使在线记忆的言说者存在着有别于传统时代的记忆逻辑，这种逻辑呈现出由“人本位”到“事本位”的转向。

在对“知青记忆”的研究中，刘亚秋(2003)、王汉生(2006)、艾娟(2010)等人指出，“苦感”这一集体情绪的再现，构成了“上山下乡”过程中的基础性记忆，而战胜“劳动之苦”“生活之苦”“精神之苦”的生动叙事丰富了“苦”的符号意义，最终成就了“青春无悔”这一集体记忆。在对“高考记忆”的研究中，谢洋(2014)认为，“苦”与“难”的记忆深刻渗入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1977—1979届考生，基于类似的经历，个体苦与难的感受转化为集体的苦感，并进一步映射出国家和民族的苦难，而人可以超越各种苦难，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上述记忆逻辑显现出强烈的“人本位”意识，是传统时代记忆言说的典型模式。这种“人本位”首先强调了记忆建构的“在地”特质，即具体时空中人(物质身体)的在场；其次，它总是站在“人”的视角，看“人”如何在记忆的唤醒、建构与维系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肯定“人”的精神力量。

在线记忆的兴起，使“人”能隐匿在虚拟时空中，记忆言说不必一味以“人”为载体，而能够依附于与记忆有关的“事”。可以看到，“车祸”“被威胁”“贪腐”“仇富”“李天一”都可以成为唤醒和建构人们“官二代”记忆的“事”。在高度情境化的记忆空间中，不同的记忆文本以不同的“事”呼应了同一个主题，这些事是记忆建构中的诸多节点，连接着特定记忆主体的过去与现在。

如果说“人本位”的逻辑起点是强调“人”如何战胜“事”，那么“事本位”则是重视“事”如何影响“人”。在线空间赋予了网民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性，他们以“事本位”的逻辑来建构记忆，使记忆本身具有了情感调性与价值框架，记忆不必一味佐证“人”的精神力量，而是通过“事”来唤醒和连接，“事”化约成了各种情境与信息的组合，因此，也具有了经验层面与信息层面的双重意义。

“事本位”的逻辑使年轻一代的记忆实践更具即时性、广泛性和丰富性，但同时也隐藏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忧患。这表现在，互联网使不断涌现的事件迅速陷入操作逻辑而导致了当前记忆生态的混杂。与某一网络流行体相关的“事”，极有可能在个体或公共层面上的意义尚不明朗的时候，就被纳入了记忆轨道。如关于友谊，经历、怀疑、纪念、憧憬可以同时发生，使集体记忆通过在线书写能迅速得以形成，但记忆狂热中，多数主题也可能丧失持久性，陷入了某种即刻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危机。

7.5 话语民主的可能性与权力共生的图景

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以网络流行体为代表的话语形态，诞生于技术进步与权力变革的文化裂缝中，它的出现与其他形态的民间话语一道，从大众层面搅动了既定的话语格局，彰显了话语民主的可能性与权力共生的现实图景。

话语研究离不开对权力的探讨，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某种程度上将权力分析视为最高旨归，它充分汲取了福柯的权力观，以期厘清权力关系如何在话语论述中协商与运作。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意指实践依循着生产、再生产、消费的“文化循环”，“流行”本身不能天然地彰显意义或被强加意义，它是人们通过各种富含意识形态意义与权力关系的概念、符号来动态建构的，在此意义上，研究权力如何影响某种“流行”意义的生产与书写，则必然要涉及其背后的话语格局。

福柯把话语分为“政治权力话语、知识精英权力话语和大众权力话语”三个层面。他认为，权力的理解和阐释只能在三者的勾连中进行，不能被割裂。在现实生活中，官方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的博弈与协商共同左右着文化意义的形构，就网络流行体话语而言，其不断发展的过程正是在现实空间中不断寻求话语权力的过程。

在传统时代，官方话语所代表的政治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统治权，它以一种“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形式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种控制主要通过行政、制度的硬性手段对公民观念和行为进行规训。在后继时代，对于诸多颇具“民风”的话语实践来说，官方的“自话自说”早已无法收复民间的“众声喧哗”，因此，它不得不开启“文化霸权”的运作模式，在保留既定意义的同时，将主流价值进行隐性输入。正如《人民日报》关于“世界那么大”的话语行动早已由“收编”转向“协商”，这一过程表征着官方话语和精英话语开始通过附和、借用、微调等多元策略实现着主体在场和权力写入。

在此意义上，互联网对于“民众”力量的释放只是变化的开始，这种变化孕育了诸多可能。不论是政治领袖还是知识精英，他们都在挖掘民众力量的潜在性，寻找着新的象征体系作为表达的出口，在改造“下层民众”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改造着自己。放眼于历史不难发现，精英阶层对过往与现实的话语批判，曾引领着“思想启蒙”的潮流。尤其在话语传播的媒介场，资源的占有、权力的把关、体制的倾斜使传统时代的知识精英掌控着一套生产与巩固自身话语权的机制，从而在思想层面、资本层面和技术层面，都与大众阶层形成了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结构。体制和资本的遴选使精英阶层长期享有文化优越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优越感不得不开始消退。有研究指出，当启蒙不再面对传统的体制，而是一个复杂的市场社会时，其内部原来所拥有的世俗性和精神性两种不同的面向，即世俗的功利主义传统和超越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就开始分道扬镳。当下，以冷静、中立、非个人化关怀和拒绝哀怜为特质的精英话语鲜见于“民间话语场”，它所面临的现实是：不得不参与到多重价值与权力关系的角逐中，在不断裂变与重构中实现着现代性与多元化的转向，以不被时代所掩埋。

大众话语的呈现不断彰显着市民阶层主体性意识的觉醒，正如霍尔所言，在话语传播的过程中，协商与对立的话语实践是传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接受者转化为意义生产者的过程，这体现了个体对于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抵制，是个体开启主体性意识、争夺话语权的有益尝试。费斯克沿袭了霍尔的思路，凸显了大众的主体性意识和文化地位，他认为作为无权者的个体具有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能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促使意义和快感的多元化。这种与有权者的文化斗争发生在社会经验、人的个性及其社会秩序的关系、该秩序的文本和商品的意义之上。

由此可见，精英话语的裂变与重构、大众话语的崛起与抗争、官方话语的协商与规训共同构成了当下错综复杂的话语图景，各种形态的话语难解难分，并非相互取代而是彼此交织，而网络流行体实践正是上述图景中一个微观的缩影，它的存在搅动和昭示着某种话语民主的可能性，以期与其他形态的民间话语一道，重塑着现实社会的话语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