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同学北大毕业的，和他关系还可以，来看看他的经历吧。

他本科毕业后曾拿到过MIT（麻省理工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UCB（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viersity of Chicago（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一系列top10名校的offer，最终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

听听他怎么说的吧！

我最后选择MIT的原因非常简单：MIT is the most prestigious school。在我择校时，我问过许多和我关系很好的教授，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Professor Michael Zieve曾和我说过这么一番话，令我记忆犹新。他告诉我，当你从学校毕业后，你遇到很多需要被陌生人去判断你的价值的场合。他们并不关心你的专业的好坏，他们只会遵循他们觉得MIT比其他的学校更好的common sense（公共认知）和自我认知来判断你的价值。而事实证明，当我从MIT毕业去到华尔街求职时，九大投行、mbb和四大咨询的面试官在看到我的教育背景之后，经常会说一句you must be very smart，because you get into MIT。在之后的面试环节里，他们常常从第一印象到最终录取一路给我开绿灯。每当此时，我都会感受到学校给我带来了远超于我个人能力的光环。

MIT ISO上可以查到历年招生的详细数据。MIT ISO上公布的官方数据是，MIT每年约有250名中国新生同学，其中本科生~10人，Master~140人，PhD~100人。每年能录取250个中国人。只要你成绩达标，申请文书、简历优秀，你没有道理比不过其他的249个人，录取MIT是切实可行的。

以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的金融硕士（Master of Finance）为例，成绩要求基本上是3.8左右的gpa，以及320+的gre。这是历届录取学生的平均水平。如果你的条件差不多，你就已经达到了录取标准的硬性门槛。

而除开做为硬性条件成绩之外，申请中最关键且富有弹性的部分则是personal statement和cv，即个人陈述/申请文书和简历。被拒绝往往不是因为标化成绩的差距，而是文书没有使得你从一群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当你和别的申请人成绩标化都在同一层次上时，一篇成功的个人陈述可以让你触及reach school和dream school。而当你的成绩标化略显弱势时，一篇强而有力的申请文书可以使你逆转局势，拿下梦校的offer。

personal statement是一个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的事情。往简单里说，关键在于如何将你的组织和编排你个人的背景和经历，将你的经历、academic interest、personal characteristics和申请项目的课程、申请学校的特色联系起来。

硕士的申请需要展现成熟的思考和规划，包括了你的未来职业发展规划、学术课程和研究规划、为什么这个项目可以帮助你的职业发展等等。在你达到硬性录取标准以后，可以去找曾经从这些学校项目毕业的人去帮你修改文书，因为他们曾申请过且拿到了录取，是最了解这些学校的人，知道如何最大化你的的录取概率。

mit mfin录取的美本同学的本科院校是平均top30左右，而国内来的同学本科背景如下：清华4个 北大3个 南大1个 浙大2个 人大1个 上财1个 武大2个 交大2个（交大和上交密院） 中山大学2个 港中文1个 港科大1个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大多数都是数学/经济/计算机/金融背景。我有两届录取学生全部的本科院校和专业的数据，如果有想申请的同学，可以看看自己的院校之前历届录取的情况作为参考。

麻省理工MIT MFin的录取需要通过面试和笔试考核，笔试部分是概率，微积分，coding；面试部分包括了resume questions，behavior questions，technical questions，why school/why program，career plan questions。招生办公室会在面试前筛掉绝大多数申请者，面试再筛掉约三分之二。幸运的是，录取名额近两年一直在逐年提高，现在每年这个项目约有2000名申请者，而其中会录取大约50-60个中国人。

从MIT毕业以后，身边的朋友就业都非常好，基本都是头部对冲基金（citadel，jane street，two sigma和其他prop trading），大型资管（blackrock和fidelity）和九大投行。

就我个人而言，从麻省理工毕业后，我在摩根斯坦利做交易员。在九大投行里，我曾拿过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和瑞士信贷三家的offer。

在我了解范围内，约中国同学大约30%左右留在美国工作，其中一小半的人做了trader，一半左右的去做quant和risk，还有部分去做了资管。约30%左右的人去香港工作，主要从事ibd，s&t和wealth management。剩下的约40%左右的人回内地了，回内地的基本上都去了中金中信等头部中资券商的ibd（几乎全都是ibd）和腾讯战投等vcpe的岗位。

我对在mit读书的日子最大的感受是周围的同学对团队负责。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原因对team work放下责任。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一门课非常的难，我的团队里除了我之外的其他的四个人到最后都退课了，但他们仍然陪我认真完成了final project。前两天小组成员中的一位和我说他偶然读到这篇文章，起初还不知道，读到这里立即反应过写的人是我，而在说的团队成员之一正是他自己。

在MIT，你会发现同学家庭背景同样非常厉害。和我一届的有LV MH集团（就是你买包包的那个LV）的最小的儿子Jean Arnault。他毕业以后23岁就成为了LV MH旗下一品牌的CEO。而大家耳熟能详的何猷君，澳门赌王的小儿子，同样当年也申请了麻省理工的金融项目。我觉得其实这不难理解，QS世界排名第一的学校一直是MIT，而金融MFin项目里，世界第一是普林斯顿，第二是麻省理工。除了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这些政商界的精英子女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mit的运动设施非常好，Tang Hall楼下就是八块全新的网球场。而哈佛就在隔壁，麻省理工的学生和哈佛的学生也可以互相随便选课，通称cross registration。

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所给予学生最大馈赠不是知识或者技能，而是思维认知。麻省理工的读书时期对我带来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对于我个人的眼界和格局的塑造。

国内和美国的学校最大的区别在于教育理念，美国的学校会鼓励学生实现个人的财富与成功，去大胆地追求自由；而中国的学校教育学生要爱国和奉献，去勤劳踏实且平等的为社会去做建设。

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创业者的摇篮。她不会培养你成为一个考试高手，而是会为你的职业发展和投资创业开拓道路。我的老师来自于金融各个领域，有像Robert Merton这样发明了black scholes merton model，拿了诺贝尔奖，而又三进三出闯荡过华尔街，把自己的名字写进金融历史的学者；有像Edward Roberts这样名下有近百家公司创业和风投界元老，他曾亲手带出过像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这样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有比尔盖茨个人基金曾经的首席基金经理，而他们常常会运用他们的人脉圈来邀请业界真正的元老来和学生们交流。无论是昔日苹果的创始人史蒂芬乔布斯，亦或是Dimensional Fund的创始人David Booth，都曾常常受邀来到mit和学生一起交流他们创业的成功与失败。而这样的事情，早已变成了日常校园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个人曾在$180 per share的价位开始long Tesla，$10 per share的价位long Moderna，并在过程中用过期权和杠杆leverage，实现了一年17倍的收益，在毕业之前赚到了工作至退休的工资。

让我很有共鸣的是，在麻省理工期间我和Christina Qi的关于投资交易的交流。Christina是我在麻省理工的校友，她是一位美籍华裔校友，如今她地名字已经赫然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在一次华尔街投行的暑期实习后，她忽然觉得工作已经不足以满足她的目标了。她曾这么和我说，我能通过自己的交易策略投资去赚钱，为什么我还要为华尔街去打工？而正因如此，她开创了Domeyard Fund对冲基金，花了五年的时间从MIT创业活动中拿到的第一笔10万美金的融资开始，将她的基金做到了数十亿美元AUM的规模。而有趣的是，五年之后她突然对金融丧失了原来的热情，转而将对冲基金委托给她的合伙人，自己开了第二家名为Darabento的信息科技公司，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而投资和创业又会有所不同。投资或许能给你带来收益和财富，却很少能让你发挥社会价值和影响力。你会感受到自己于这个社会是脱节的，赚到了钱，却又没有什么实感。就我个人而言，大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唯一的一次例外是2020年初，当这个世界在因为新冠疫情而恐慌时，我自2019年夏天就一直投资了莫德瑞拉Moderna。所以当Moderna紧接着辉瑞Pfizer第二个做出疫苗时，我前所未有地深刻感受到自己的投资是存在社会价值的。

事实上，即使你已经通过投资实现了财富自由，你仍然可以不止步于此。Make some influence，make some impact. Life is more than money.

我在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读书时，我和Professor Edward Roberts关系非常好。他是美国创业和风投界的元老级人物，近百家公司的大股东。他常常和我分享他指导学生创业的经历，而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90年代指导了当时MIT在读的物理PhD，现任的搜狐CEO，张朝阳回国创立搜狐的经历。

90年代初，张朝阳找到Professor Edward，说他看到了美国有互联网企业的成功，想在国内复制这份成功，创立中国最早的互联网企业。Professor Edward就问张朝阳，为什么其他中国学生来找我都是问我认不认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能不能为他们介绍工作时，而你却偏偏要选择回中国创业呢？张朝阳回答说，因为我看见了美国互联网企业的成功，我想要做第一个在中国复制这份成功的人。至于Professor Edward是如何指导张朝阳回国创业，最终在搜狐股东之间被尊称为“教父 God Father”这般称呼，以及之后搜狐的兴起与衰败的原因，就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如果有朋友想听的话，欢迎关注我，我以后会出一期专题。

创业本身也是极端艰辛的一件事，当年搜狐因为是中国最早的互联网企业吃到了时代的红利，曾经如日中天。而张朝阳却因为什么都想做，选择了强行扩展业务线，向着各个领域扩张。他曾开展了最早期的外卖和电商（当时在北京花了高人力成本请自行车骑手配送，最终因为损失中止放弃了的业务）、互联网金融（当时张朝阳又想学yahoo finance，做财经平台和股票交易平台，而这般的结果可以类比的是，看看如今的蚂蚁金服）、影视（当时引入了big bang theory和纸牌屋，被监管说too much sex就关掉了）等各项业务；与此同时，公司的企业氛围也是搜狐走向没落的客观原因之一。

在中国的企业里，一个常见现象是，管理层和员工只会对老板唯命是从，board members里居然没有一个会站出来提反对的声音，没有人敢质疑张朝阳的方向和计划的正确性和可实施性。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乔布斯是苹果的创始人和ceo，但是因为board members的反对，他曾一度被罢免了职位离开了公司。